卮言日出,和以天倪丨《寓言》章一

《庄子》解,每章一读。

文:

寓言十九,重言十七,卮言日出,和以天倪。

寓言十九,藉外论之。亲父不为其子媒。亲父誉之,不若非其父者也;非吾罪也,人之罪也。与己同则应,不与己同则反;同于己为是之,异于己为非之。

重言十七,所以已言也,是为耆艾。年先矣,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,是非先也。人而无以先人,无人道也;人而无人道,是之谓陈人。

卮言日出,和以天倪,因以曼衍,所以穷年。不言则齐,齐与言不齐,言与齐不齐也,故曰言无言。言无言,终身言,未尝言;终身不言,未尝不言。有自也而可,有自也而不可;有自也而然,有自也而不然。恶乎然?然于然。恶乎不然?不然于不然。恶乎可?可于可。恶乎不可?不可于不可。物固有所然,物固有所可,无物不然,无物不可。非卮言日出,和以天倪,孰得其久!万物皆种也,以不同形相禅,始卒若环,莫得其伦,是谓天均。天均者天倪也。

解:

本章讲“三言”。

做庄子言论研究的人,几乎没人能绕开对“三言”——寓言、重言、卮言——的讨论。在读《庄子》文本时,我们经常会犯一个错误:凡举文本的内容,都无疑是庄子认可的。其浅其薄已不待多言。人们大多认为,三言是庄子自己及其认可的独特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。这没有问题。但庄子怎么个认可法,却论之寥寥。

“寓言十九”“重言十七”,有人认为“十九”“十七”分别指寓言、重言篇幅占全书的十分之九,十分之七。(如张默生、陈鼓应等)也有人认为,“十九”“十七”指寓言、重言有十分之九、十分之七的可信度。(如郭象等)宜从后者。(以事实来说,前者也没问题,但就文意言,过于枯乏。)回过头看这两言,它们当真为庄子认可,还是另有品评?

寓言的言说方式是“藉外论之”。这里的“外”指客观的他者,为什么要有这么个“外”呢?我们知道,《庄子》对“成心”大有批判,认为人的很多不当行为都源出成心。成心可指既定的偏见,也可指某些知识。“亲父不为亲子谋”,父子之间有个“亲”,“亲”就是成心的表现。就这个问题看,要想避免某种成心,就需要外人的言论。但这样就没问题了吗?“与己同则应,不与己同则反;同于己为是之,异于己为非之。”人还是会根据自己的认知、倾向的价值去应,去反,去是,去非。所以“寓言十九”,还有一分不信。那这么看来,庄子对寓言的认可保有限度。

重言是耆艾长者的“已言”。这里出现了一个称为“先”的词。“年先矣,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,是非先也。”“先”首先不是指年龄的长老,而是说有伴随年纪增长的“精微本末”的见识。进一步说,重言也可叫威言,其中包含见识和威信,与年纪没有必然联系。浏览古代经典,我们发现,中国自古就有引经据典的习惯;往后还形成了先圣先贤的叙事方式。重言正于此有所揭示。人们把先圣先贤的“经纬本末”之论称为“人道”,视不得“人道”的人为陈腐之人。按照《庄子》文本的看法,时移势迁,先圣先贤的言论反而是陈腐的。此处用“陈人”正反讽重言的不可信,其不可信的成分比寓言还多两分。

寓言和重言皆是《庄子》文本书写的重要方式。但既然二者都不完全可信,为什么还要用它们呢?这里有必要考虑到权宜的方法。二者虽都不完善,但仍可藉以论之。此外,我们也要意识到深意:不管是寓言还是重言,其背后的言论并不是目的,而只是路途。

再来看看卮言。卮言又称为道言,是契合道的言。“卮言日出,和以天倪,因以曼衍,所以穷年。”卮言生生,合乎天的分际,散漫流行,悠游终生。不管卮言有个致命的漏洞。既是卮言,那也是“言”,是言就有分别,有分别就不齐,不齐就不与天地合德;但“卮言”之“卮”又合于天地之德。对于这样的背反,文本也说“不言则齐,齐与言不齐,言与齐不齐也,故曰言无言。”卮言又叫“言无言”。“言无言,终身言,未尝言;终身不言,未尝不言。”卮言就是这样的“两面派”,又言又不言,由不言由言。什么意思呢?

“物固有所然,物固有所可,无物不然,无物不可。”物有所然,有所可;有所不然,有所不可。这是基于人的视角对物然不然、可不可的定分。“言无言,终身言,未尝言;终身不言,未尝不言。”这是说,物自在自然自可,没有想说什么,但它确实在着、然着、可着,这些又好像是它告诉了我们。追究起来,物的自在自然自可又与天地合德,无有始终,不可测度,那卮言也是这样的。所以才说“始卒若环,莫得其伦”。

作者:千里飘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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